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关国珍女士致辞


复旦大学附中校长 郑方贤: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比30年前提高了20倍;人均国民收入比30年前提高了16倍;平均恩格尔系数比30年前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


郑方贤: 人们在辛勤劳作付出的同时也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从普遍的吃不饱、穿不暖到大多数人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同时还不断经受着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认识与观念碰撞,并从中学习和进步。我们欣喜地看到,基于经济发展和网络技术发展,中国人的思想从没有像现在那样趋于成熟,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


郑方贤: 但环顾中国的基础教育却令人担忧,与三十年前相比没有多少本质的进步,甚至还有所不如,所以可以引出那么多的话题供我们讨论。


郑方贤: 如何认识中学教育?


郑方贤: 我们常说基础教育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这是因为教育的对象决定的,如中学教育的学生群体年龄通常从11岁至18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长知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20年后他们普遍处于30至40岁,成为当时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素养和健康水平就决定将来这个国家社会整体的素养和健康水平。


郑方贤: 譬如,有数据统计,16至18岁的中国高中生的近视眼率为85%,那么静态地说20年后中国社会这个中坚年龄段群体的近视眼率不会低于85%;同样,二十多年来上海高考科目一直实行语、数、外三科加一选科的方案,那么目前上海的这个社会群体,其知识结构就普遍是有学科缺陷的。


郑方贤: 如果我们的教育有助于他们终身的发展,那么20年后优秀的人才就会成为国家的主体,所以说基础教育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绝不是一句空话。


郑方贤: 如果我们了解了学生这一年龄段的特点,回顾这些年的基础教育状况,我们会觉得很沉重。在农村山区你看到学生普遍羸弱的身体,没有营养的午餐和洁净的饮水、充满危险的校舍和校车,怎么看都觉得高中生像初中生、初中生像小学生,你可以充分体会到他们生长的不易、政府的责任缺失。


郑方贤: 在以升学率为目标的所谓重点中学里,你看到的学生从醒来到睡下全部的生活处于课堂的学习中,为了竞赛成绩、考试分数进行所谓的军事化管理、高强度的重复训练,你能体会到竞争的残酷和教育的偏离。在毫无生气的普通高中学校或职业学校中,你能感受到学生普遍存在的厌学和对前途失望的情绪。


郑方贤: 所以,对大部分即将踏入社会的学生而言,他们回顾成长经历,在家里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精心养育和亲情的欢乐,在学校没有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师长的关心,反而是充满了挫折、痛苦、愤恨和绝望,设想一下他们能普遍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吗?


郑方贤: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名牌中学,现在津津乐道的高考分数和竞赛成绩是以丧失国家未来人才的竞争力为代价的。从本源上来说,这并非教育,这至多算是做工程、做“产品”。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在目前教育模式下很多精英分子成长、成功的例子,但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全体成员的素养。正如我们今天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做到“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但为什么我们的衣食住行基本生活环境却毫无安全保障,时时处在恐惧之中,这不正是前二、三十年基础教育的低水平造成的恶果!


郑方贤: 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模式的挑战


郑方贤: 中国从1977年起恢复高等院校统一入学考试(高考),就当时状况而言,尽管升入大学是优秀高中生的努力目标,但是因为可以升学的人数极少(27万人),只占了当时高考报名人数的4.7%,所以对社会几乎没有影响。即使到1990年代初,当时全国高等院校总共招收约60万学生,也只占当年高考报名人数的22%,而且当时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刚起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与一般工人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显差异,所以当时高中升大学的竞争影响很有限。


郑方贤: 随着中国独生子女一代(80后)的成长,作为家庭中唯一一个子女的教育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而这部分子女的家长(50年代出生的一代)普遍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当时的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都因为没有学历或缺乏专业技能面临失业的危险,所以自身成长的缺憾都希望由下一代来弥补,为此父母从小陪着孩子进行补课,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入优质的小学、中学、直至大学。


郑方贤: 由于这一代学生人数众多,1991年到1998年的全国出生率在15%-20%,1999年到2010年的全国出生率在11%-15%。从全国来说,1980年代是高出生率年代,随后进入下降阶段。


郑方贤: 所以从1990年起,在生源急剧增长的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政府只能通过组织统一入学考试的方式选拔一部分学生升入高中和大学,以考试的分数来确定可以进入的学校,这样导致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入学考试的分数,为此可以放弃体育、艺术等等与入学考试科目没有直接关联的学科学习或教育,形成了20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普遍的应试教育模式。


郑方贤: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原有应试教育模式的客观条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上海为例。首先是适龄教育人口的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20万中考考生到今年的8.1万左右。根据出生率测算,上海市高中目前的生源低谷将维持到2017年左右。


郑方贤: 其次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2012年上海市的人均GDP水平是8.5万元,是1990年的14倍;2012年上海市的地方财政收入是3743.71亿元,是1990年的22倍多;2012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万元,是1990年的18倍多;2012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元,是1990年的9倍多;2012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总支出724亿元,是1990年的62倍多。

郑方贤: 得益于经济发展,上海基础教育所获得的资金投入也大为增加(2012年投入484亿元),使得在校舍和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先于全国实现了基础教育的高位均衡。


郑方贤: 第三是连年高企的高考升学率。近几年来高考人数急剧下降,高考录取率早就超过80%,每年4到5万人的考生规模还要维持7年左右。同时国内顶尖高校在上海实施的多样化、成规模的自主招生也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了便捷的升学通道。另一方面,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使得人们对于国际教育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尽早融入国际教育环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因此选择海外和国外升学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郑方贤: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愈加理性,尽可能的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设良好的个性化成长空间成为共识。因此诸如80后这一代的教育成长模式、以应试教育为特点的基础教育模式广受质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进行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


郑方贤: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愈加理性,尽可能的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设良好的个性化成长空间成为共识。因此诸如80后这一代的教育成长模式、以应试教育为特点的基础教育模式广受质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进行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


郑方贤: 由此我认为在客观条件变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引领教育改革和创新,实现国家的教育方针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国民教育将再一次陷于被动。


郑方贤: 必须坚持教育的完整性


郑方贤: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目的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的作用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潜在能力,促进下一代公民(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才能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郑方贤: 中学阶段的学生正是心理和生理生长发育的时期,这个阶段造成的缺陷将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而所谓的教育培养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确保学生的健康成长。首先,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基础;其次是完善的知识结构,即具有初步的学习能力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再者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郑方贤: 但现实是残酷的。从小学到高中普遍存在的择校,奥数训练等,既说明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充分引出的升学焦虑,也说明部分对家庭对孩子的培养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不相适应;但同时让我们更为尴尬的是近年来高中生留学呈爆发性增长,与过去那种单纯逃避高考的区别是更多的学生主动性地选择国外的教育体系;更有甚者,那些暂不考虑留学的初中毕业生,可以放弃公立高中的学籍,进入各类国际高中课程班,因为这些家庭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健康的成长。


郑方贤: 所以,完善我们的中学教育是当务之急。一是完善学校的功能,就全体而言中学既有预备性教育的特点,也有终极性教育的性质,而且无论高中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都是选择性教育,所以除去招生和培养,中学还必须承担起指导升学(或择业)的功能,以保证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得到适合自己发展途径的有价值建议,家长也同样可以得到孩子成长途径和目标的有效指导。


郑方贤: 二是完善学校培养的内容,我们传统的教育是以学业知识为主要内容,无论从认识理念和课程计划实施两方面都是偏向学业学习,诸如身体、心理、价值观的培养都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所以政府有责任,要在制度上强有力地完善学校教育的内容。


郑方贤: 三是建立正确的学生培养评价体系,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以高考学业的成绩或中考学业的成绩作为学生评价的唯一依据,学生的综合素养无论多少优秀,一旦临近毕业都是按照学业成绩排序以推荐升学,似乎这样最公平。我们应该将每个学生在学校所参与的各类课程(活动)、所占用的课时数(时间)、以及获得的成绩都在学生的学习报告上反映出来,以更加公允的方式让每位学生的付出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评价。


郑方贤: 大学招生对教育完整性的作用


郑方贤: 中学教育深受大学招生指挥棒的影响。高考之所以备受诟病,是因为高考录取政策的分分计较,强化了个别学科和学业分数的作用,所以对中学教育的引导不言而喻。目前国内大学的自主招生普遍采用的选拔方式也还是以学科成绩的测试为主要方式(今年更只考一门或者两门),并不利于对学生的多元化考察,与高考的功能也难以区分,这也是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经常被质疑的原因之一。


郑方贤: 高校开展自主招生改革,其基础是大学在办学思想与制度建设方面是否成熟,是否有明确的学生培养目标,以及对本科生培养的深刻认识,诸如通识教育与专业培养,学生兴趣与专业选择,转系转专业的学籍管理等,如果在上述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理念引导和政策保障,纯粹为招生而招生,为改革而改革,必然会变成诸如集约化的笔试选拔、多校联考、把冷门专业放到自主招生的专业中等等省事省力的行为泛滥,最后自主招生被异化。


郑方贤: 同时,自主招生不仅承担了选拔学生的功能,实际上还承担着引导中学教育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大学应该更多地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上引导主流价值观,理解国民基础教育的完整性。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引导学生的全面成长,较多地引入面试等考察方式。这样有利于推动中学开展素质教育、特色办学。


郑方贤: 复旦附中让学生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


郑方贤: 复旦附中作为高中学校,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接受全面教育的机会。我们提出“知识结构全面、身体心理健康、举止行为规范、道德修养高尚”的培养目标,也知道这充其量只是高素质公民的标准,但却是切合目前阶段的高中教育现状的,希望教育的参与者在认识上首先能回归教育本源。


郑方贤: 为此,我们提出在满足政府课程标准的前提下,按照学科类别,建立“人文与经典、语言与文化、社会与发展、数学与逻辑、科学与实验、技术与设计、艺术与欣赏、体育与健康”等八个领域的选修课程体系,要求学生涉猎上述领域的课程修读,对现代学科领域或知识体系有个初步认识。为满足学生的修读,每学期要额外提供80-100门次的课程,这些课程除本校教师外,也积极争取各大学的支持,希望给学生不一样的课程体验。


郑方贤: 我们通过制度设计使得每位学生能受到比较优质的教养。从2010年入学学生开始,每个行政班级的学生人数从45人缩减到36人,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整体享受的教育资源能更多一些;在住校学生中建立生活指导老师制度、建立住宿学生社团,尝试进行高中住宿学院管理;设立专门的学生事务管理机构,实现对学生的日常事务、健康心理更为专业的支持。


郑方贤: 我们推出了“复旦附中菁英学生培养计划”,凡是认同培养方案的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学校为他们组织设计了大量的主题活动、讲座、训练,尤其是到中西部山区和基层社区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对国情、民风、社会、地理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这对他们的影响是终身的。


郑方贤: 我们积极发展海外姐妹学校关系,鼓励学生参与海外交流活动,每年有180多名学生通过与各国(地区)学生的共同学习、交流、生活,建立起对海外学习、多元文化的初步认识。


郑方贤: 教育应该是有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有助于学生充分的体验和实践,使得每位同学在成长过程中都具有不同的经历,形成其不同于别人的特点。从近几年复旦附中毕业生的升学来看,这样的培养也显现出相当的效果。在每届360多位学生中,约25%被海外大学录取,约40多被国内大学的自主招生等提前选拔确认,30%多点的学生通过高考升入大学,相对于目前国内高中普遍单一的高考升学模式,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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